26岁这年，江梦南第一次听到了布谷鸟的叫声。

那是在清华大学校园里，她晨跑时路过树林，一种陌生的声音传入耳朵。她停下来，以便听得更清晰些——重获听力后，分辨脑袋里的声音到底来自虚幻，还是现实，是她必须解决的一个难题。

在此之前，她清楚鸟叫是种「好听的」「婉转的」声音，但从未体会过这些形容词的真正含义。半岁时，她就因肺炎用药物不当，导致右耳失聪，左耳损失分贝。

往后的日子，依靠助听器，她得以生活在并非完全无声的世界里。

「那是种模糊的、混沌的声音。」江梦南努力描述她此前26年的听觉世界。

没人知道那具体是种什么样的声响。她是清华大学生物信息学博士，克己的性格，再加上长期的科学训练，让她对「精准」有了种执念。但在有声世界里，她是个不折不扣的初入者，准确形容一种声音，哪怕是常年环绕在她耳边的声音，也是件难以完成的事。

一直以来，她都是用其他方式去「听」。父母从小就教会了她读唇语，与她交流时，你不必刻意放慢语速。她手指触觉灵敏，能感受出声音的不同振动。某些时候，她甚至是个听力过人的女孩，比如在嘈杂的环境里，她会比普通人更容易「听」懂对话内容。

父母还教会了她发声、说话，甚至是家乡湖南宜章县的方言。她没有上过特殊教育学校，而是一直在公立学校读书。她没有因此落下一节课程，甚至跳过级。从结果来看，她的求学经历比大部分人都要顺利，成为家乡小镇上近年来唯一一个考上重点大学，最终到清华念博士的学生。

年到清华大学报到前，她做了人工耳蜗植入手术。布谷鸟的叫声、下雨时的哗哗声、晚上的蝉鸣……这些曾经只存在于文字和想象中的声音，和整个世界一起，逐渐变得清晰起来。

文｜杨海

编辑｜从玉华

来源｜冰点周刊(id:bingdianweekl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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江梦南出生在一个叫做莽山的瑶族小镇，父母都是初中教师，也是镇上为数不多讲究生活情调的人。他们把诗意寄托在了女儿身上，孩子按民族习俗随母姓，名字是「岁月静好，梦里江南」的意思。

很长一段时间，江梦南的确是个安静的孩子。她很少闹人，从没张口说过话。父母频繁地在她身旁摇钥匙，或者拍手，希望得到她的回应，大人们想尽办法逗她笑，但大部分时候看到的都是她木讷的表情。

当地有种「打哇哇」的儿童游戏，孩子们张开嘴持续发出「啊」的声音，然后用手不停拍嘴巴。梦南也会模仿，她跟着其他孩子张嘴、做手势，却没有声音。

莽山因「林海莽莽，有蟒蛇出没」得名，直到现在，这里还分布着大片的原始森林。莽山乡被群山包围，到县城还要80公里，是全县最偏僻的乡镇。上世纪90年代初，被群山包围出的狭小物理空间，几乎构建出了小镇居民的全部世界。

在这个封闭的环境里，青年教师赵长军有着读书人的清高和骄傲。结婚后，他承包了山上的一处茶园，计划着周末带妻儿品茶赏花的田园生活。

他以知识分子自居，女儿还未出生，就自信「不能比别人的孩子差」，「最起码也要上个重点大学，最好是清华北大」。

接受女儿听不到的事实，是个漫长又痛苦的过程。梦南9个月大时，赵长军夫妇医院检查，得出「极重度神经性耳聋」的结论。两人不愿相信，医院做了同一套检查，没有意外，希望再次破灭。

江梦南3岁生日时，父母带她到北京看病，在天安门广场留影

孩子3岁前，夫妻俩利用周末和假期，频繁带着梦南去长沙、北京等地看病。医生们善意劝告，再看下去也是徒劳，「孩子大点就送到特教学校，学手语吧」。

夫妻曾把仅剩的希望寄托在助听器上，但很快就被医生告知，那没有任何意义，「助听器只适合听损低于95分贝的患者」。对当时的农村工薪家庭来说，几千元一副的助听器不是小数目，医生担心梦南戴上后，只会把这个毫无作用的东西扯下摔掉。

那个时候，「十聋九哑」还是民间流行的说法。赵长军夫妇也做了最坏的打算，医院出来后，他们去考察了当地的一所特殊教育学校。

「那些孩子已经放弃了开口说话的可能，跟着老师学手语，整个教室都是无声的。」赵长军回忆当时的场景。

梦南妈妈江文革有另外的顾虑，她不忍心孩子很小就要离开父母，在这里学习另一套规则和处事方式。

夫妻二人都无法接受的，是让自己的女儿彻底成为一个「聋哑人」，逐渐远离主流社会，进入另一个生活圈子。

这几乎让赵长军失去了理智，他坦承自己的说法可能会冒犯一些人，但当时确实被强烈的自尊冲昏了头。这个乡村教师主教数学，有时也会兼教生物，他一直是科学的忠实信徒。关于女儿的听觉系统，那些他竭力接触到的耳科专家，已经给出了他能得到的、最权威的答案。

现在，他不顾这些，整个脑袋被一种强烈的信念支配：「让女儿成为正常人」。

「死马当作活马医了。」他决定。

梦南的记忆中，小时候她喝过中药，扎过针灸。父母给她尝试过不少「偏方」，但都没什么用。

按照当时的政策，赵长军夫妇可以再生育一个孩子。身边很多亲友也劝他们，把梦南送特教学校，再要一个，开始新生活。

赵长军拒绝了所有人的好意，在这件事上，他再次展示了自己的偏执，发誓「要把所有的爱都给女儿」。

四处奔波求医需要不小的开销，夫妻俩的工资很快就支撑不住。工作和照顾女儿之外，赵长军把大把时间花在了茶园、果园上。那几年，他被晒得黝黑，成了一个地道的茶农、果农。

小镇上，这个知识分子的锐气和底气都消磨掉了不少。他不得不盘算如何增产，哪里的收购价格更高。功利替代了浪漫，这与他理想的田园生活相去甚远。

梦南小时候，每到暑假爸爸妈妈就会带她去茶园玩，那是她记忆中一家人最快乐的时光。长大后她才知道，那是爸爸给她创造的没有烦恼的世界。

烦恼和压力藏在她看不到的地方。江文革记得，有时半夜正在睡觉，丈夫会突然坐起来，大声尖叫，满头大汗，「又梦到了他最害怕的事情」。

茶园的收入暂时弥补了家庭开支，赵长军没有放弃助听器，耳背式的太贵，他买了一台盒式的给女儿试。

那是台有些过时的机器，多元，主机和当时的BP机大小相当。他和妻子先戴上，把功率调到最小，结果还是被巨大的声响「吓了一跳」。

他们害怕女儿受不了，把功率逐渐上调，但一直调到最大，女儿对外界声音还是没有反应。

「几乎相当于一个高音喇叭放在耳朵里。」江文革说。

有时女儿睡觉，他们也不会取下她的助听器。赵长军清楚，女儿耳朵里一直响着的，是一种「火车呼啸般」的声音。他心疼女儿，又盼望在某一个瞬间，女儿突然被巨响吵醒。

这种事从未发生过，以至于很长一段时间，夫妻俩都不知道自己在坚持什么。每天早上，他们都会给女儿戴上助听器，对着她「没话找话」。

有时，赵长军就像一个普通的父亲那样，自顾自给女儿讲故事。他沉浸在那样的时刻，甚至忘了，女儿听不到自己声音的事实。

儿童时期的江梦南和父母一起，在家附近的小河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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夫妻二人对女儿发出声音的期待，逐渐变成一种渴望。

别的家长为孩子的吵闹心烦，但对他们来说，哪怕只体验一秒那种烦恼，都成了奢望。再往后，赵长军降低了对女儿的期望，他不再妄想女儿能出人头地。

「能从我这里要钱，去小卖部买瓶酱油，我就心满意足了。」他不得不面对现实，希望女儿未来能有基本的生活能力。

即使这样的期望，对当时的梦南来说，也有些过高了。做父母后，他们还没听到孩子喊出过「爸爸」「妈妈」。赵长军夫妇教过梦南无数次，这两个几乎靠人类本能就能说出的音节。然后盯着女儿，渴望她喊出来，但每次得到的都是无声的回答。

梦南1岁4个月时，夫妻二人不知第几次带着她去北京看病。结果和过去一样，又是场无功而返的旅行。回到住处，夫妻两人彼此沉默着打包行李，梦南在一旁摆弄玩具球，不小心把球滚落到了她够不着的地方。

「妈妈。」

夫妻俩瞬间怔住。安静的房间里，他们都听到了女儿的声音。那是含糊不清的「啊啊」声，但不重要了，女儿有了主动发声的意识，这足够把他们从不断重复的失望中拯救出来。

他们看着对方，激动得说不出话，甚至哭了起来。情绪平复后，一整晚，他们几乎没合眼，回味着女儿的那声「啊啊」。两人都从这一声中得到了巨大满足：江文革认为女儿喊的是「妈妈」，赵长军则坚信那声是在叫「爸爸」。

长大以后，梦南分析自己当年突然「说话」的原因——通过助听器，她能听到微弱的声音，尽管无法辨别音源的方向，也听不出声音的内容。

「就像是乱码。」她解释那种声场。通常情况下，助听器唯一的作用只是帮她感受周围环境音的大小，以便调整自己说话的音量。

这种微弱的，看似毫无意义的声音，成了她得以融入有声世界的稻草。

从北京回到家后，赵长军夫妇坚定了女儿可以发声、可以正常说话的念头。他们每天都抱着梦南，从最简单的音节开始，对着镜子练习口型，教她如何摆放舌头。

一开始，梦南只张口，没有声音。夫妻俩让女儿摸着他们的喉咙，感受声带振动，把她的手放在他们的嘴巴前，感受说话时的气流。

江文革曾利用暑假，去长沙一家聋儿言语康复机构学习。她和几岁的孩子一起上课，除了老师，整个教室就她一个大人。但这没有妨碍她认真听讲，「毕业」时，她甚至拿到了宜章县第一张「言语康复师」证书。

赵长军买回有关耳科和言语康复的书籍，终日研读。没人知道那些书有什么用，直到他「折腾」出一份《关于县城内开设聋儿言语康复指导机构的可行性报告》，然后一个人带上那几页纸去了郴州，交给了市残联。

「言语康复才是真正意义上的康复。集中康复与家庭康复各有利弊，聋儿言语康复指导机构能充当两者间的桥梁，培训家长、跟踪指导……」他在报告中分析道。

梦南逐渐学会了发声，但她听不到自己的声音。与普通人不同，她不是靠听觉记忆对比、纠正自己的发音，而是需要记住每个音节、每个字的口型，以及舌头的形状和摆放位置。

即便一切都做到完美，协调声带振动与口型变化，调动声带准确发音也是件难事。这是个不断尝试的过程，「每个字练习上千遍都是少的」，直到父母点头。

看着还不懂事的孩子，赵长军不知道这样的训练方式到底会有多大效果。他说这种方法很「蠢」，但他坚定，「蠢」也要「蠢」到最后。

梦南再大一点时，父母意识到他们的口音太重，开始让女儿对着中央电视台的新闻节目练习。别人家的孩子都热衷动画片，梦南却是一个名副其实的「新闻爱好者」——几乎每天她都要拎着小板凳，坐在家里那台21寸的电视机前，紧盯着播音员叔叔阿姨的嘴巴。

她一天至少要看三档新闻节目，都是重播，因为有字幕。

这种集中的「听」说能力训练，一直持续到梦南6岁前。除了吐字不太清晰外，她赶上了同龄小朋友的言语水平，甚至在某些方面超越了自己的年龄——上小学前，她已经熟练掌握了拼音，也比同龄孩子识更多字。

现在，6岁前的记忆已经模糊，那段艰难的人生起步过程，也只存在于父母的述说中，像是别人的故事。但她习得的技能永远刻进了大脑，往后的日子里，她既会面对命运的不公，也会得到命运的独特馈赠。

江梦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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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上小学开始，梦南就一直坐在教室的前排中间位置。她需要读老师口型「听课」，但全程跟上老师的语速，几乎是件不可能完成的任务——课堂上，同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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