布谷鸟

流放者,俄国放任不管

发布时间:2023/6/12 14:53:21   

但是,如果我们翻开史书,却会发现,尽管流放这个事实本身残暴不堪,沙俄对于流放者的管理却是相对松懈的。列宁在流放时可以自由地写作、可以打猎、游泳。除了不能离开这块广袤的流放地,列宁的生活是非常自由的。十二月党人,作为尝试推翻沙皇统治的一群贵族,在被流放至西伯利亚之后,也获得了相对自由、宽松的管控,不仅可以免去做工,在这段被流放的时间里,他们还在学术上、文化上造诣颇深。

列宁在学习和工作

最严酷的刑罚,却有着宽松的管控。这是为什么呢?

沙俄的流放制度

我们知道,在14世纪左右,俄罗斯曾经被蒙古的金帐汗国所统治。在16世纪之后,蒙古人势力衰微、东退,俄罗斯人便趁机越过了乌拉尔山东进,填补蒙古人留下的空白。年,蒙古的西伯利亚汗国的大汗被俄罗斯人杀死,西伯利亚正式成为了一片“无主”的土地,俄国人向西伯利亚的推进,自此就没有什么能够阻挡了。

从年到年,短短一甲子的时间里,俄罗斯人将自己的控制范围向东方推进了近10,公里,直到距离北美洲不远的白令海峡岸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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俄国扩张示意

这片巨大的、空旷的新征服土地上,直到18世纪也只有约35万人。虽然是俄罗斯帝国的一部分,且西伯利亚直接与俄罗斯的欧洲部分相连,但是俄罗斯的君主依旧将西伯利亚看作是一处居于俄罗斯社会、生活之外的土地,是“一个超出帝国想象边界的世界”,因此,西伯利亚被沙皇看作是一处可以将杂质驱逐至那里以维护帝国的“健康”的地方。

被称为“没有屋盖的监狱”的西伯利亚。图为西伯利亚哈马尔达班山脉来源.Pexels

于是,无数人被流放到了西伯利亚。流放成为了一种维护俄罗斯君权的手段,是充满仪式感的。在18世纪,女沙皇伊丽莎白用“公民权死亡”取代了绞刑,即剥夺罪犯的政治权利和财产,流放西伯利亚,并宣布这是沙皇的恩赐。

通常,流放之前的步骤是这样的:罪犯在市场上被宣判死刑,把他带到行刑台上,刽子手就位。在刀即将落下之前,沙皇的使者突然快马赶到并宣布死刑取消,改为流放西伯利亚。在鬼门关上走了一遭的重刑犯,通常都是感激涕零地听完沙皇的使者的这段话的:“我们伟大的君主对他显示了怜悯之心,恩赐他生命而不是死亡。”

17世纪80年代,一位英国的历史学家威廉·考克斯在俄国旅游的时候,在俄国首都圣彼得堡参观了这样的一次行刑。他之后感慨道:将死刑改为流放,意味着俄国君主的权力不仅仅在于剥夺一个人的生命,还在于赐予一个人的生命。通过上文所描述的先宣判死刑,再改为流放的操作,一个人的生命重新被沙皇所给予了。

沙皇皇宫冬宫来源.Pexels

剥夺公民权并流放西伯利亚,对于俄国的上层阶级来说,是相当令人羞愧、耻辱的。不过对于俄国的下层阶级来说,由于“他们对公民权这种崇高的情感无动于衷”,因此俄国对下层的罪犯还要在流放前施加在面部烙印、使用皮鞭鞭打下、用烫热的钳子将鼻孔撕裂的刑罚。

在被流放之前,罪犯所到达的最远的地方可能也只是他所在的省的省城,但是在被宣判流放之后,迎接流放者的是长达上万公里的旅途,和长达数年的精神、肉体的折磨。

如今,我们还可以在距离沙俄首都圣彼得堡公里的叶卡捷琳堡西郊、乌拉尔山的分水岭上看到一座界碑。这座界碑西侧刻着“欧洲”,东侧刻着“亚洲”。对于流放者而言,越过这座界碑象征着与自己所熟知的一切告别。许多人在这座界碑前哭泣,最后一次亲吻欧洲的土地,并抓起一小把欧洲的黑土揣在衣兜里。这一把黑土,是罪犯们与故乡仅存的一点联系。

油画《再见欧洲》,由前流放者亚历山大·撒哈切夫斯基所作的油画。年,试图将波兰从沙俄的统治之下解放出来的起义者,在流放途中路过这座界碑,最后一次亲吻欧洲的土地。来源.Pexels

如今重建的欧亚界碑,位于叶卡捷琳堡来源.Pexels

毋庸置疑地,俄国将大量罪犯遣送至西伯利亚,是有填充西伯利亚的空缺、试图借罪犯之手巩固俄国在西伯利亚的殖民的目的的。但是,当他们到达西伯利亚的流放地的时候,通常都是衣衫褴褛、饥肠辘辘、身心被摧残至极限的。与其说这块界碑是俄国君主君权横跨欧亚两洲的象征,不如说这块界碑是俄国君权所能延伸到的极限。

界碑之外,是君权的真空

流放从来都不是单纯的惩罚措施,在沙俄时期,流放在沙皇心中更多的是一种开发殖民西伯利亚荒原的手段。

18世纪后期,著名的叶卡捷琳娜女沙皇规定,施加给流放者的肉刑(上文所述烙印、鞭打等等)不能过于残酷以致残疾,而是要保证流放者的劳动能力。19世纪初期的西伯利亚总督斯佩兰斯基为了开发西伯利亚,制定了一套章程,用以规范流放制度,要求在流放时需要为流放者提供足够的衣物、食物,并且在流放沿途每隔约30公里修建一个能够洗漱、饮食的驿站供流放者休息。

叶卡捷琳娜二世雕像来源.Pexels

但是,随着流放者数量的大大增加,这些规定不能够被很好地执行。沙皇的统治之下,凡是稍有忤逆国家政策的便会被判处流放,同时工厂、矿山,地主、修道院等等都被赋予了流放“表现不当”的人的权力。结果就是,在整个19世纪,西伯利亚有将近30万流放者,而整个俄国也只有约4万人。

而沙俄的君权在西伯利亚,则是处于几乎失效的状态。

一方面,沙俄政府在西伯利亚的人员数目严重不足。

在年的一份统计当中表明,对于沙俄4万的人口,政府只配备了约个治安官和警佐。沙俄政府对于基层的控制力,几乎完全交给了地方上的乡贤、地主与教士。流放路途中的政府官员,对于管理流放者力不从心,不为流放者提供基本的物质供给。为了管理流放者,沙俄政府招募了一批哥萨克人护送流放队伍。但是天高皇帝远,这些哥萨克人经常会为了钱财私自释放罪犯,更谈不上看守流放者了。而且,这些来之不易的看守者们,也常常处于缺编的状态:沙俄政府官员计算,要想维持最基本的对流放者的看守,需要在西伯利亚安排至少个哥萨克士兵;但是实际上这个数目是人。这些政府官员、看守和哥萨克人士兵素质极差,他们贪污流放者的衣物、食物,盗窃流放者的财产,并对流放者实施公然的虐待,甚至将流放者当中的女性强拉做妓女。

西伯利亚哥萨克是俄罗斯帝国的哥萨克军团之一,成立于16世纪晚期,为跟随叶尔马克征服西伯利亚汗国的哥萨克及其后人。图为摄于年代的西伯利亚哥萨克骑兵。

另一方面,西伯利亚恶劣的环境导致了流放的后勤难度巨大,对于沙俄这样一个国力较弱的国家来讲,很难将流放做好。

西伯利亚在大铁路建成之前,与欧洲部分的沟通仅仅依靠一条狭窄的驿路维持,从乌拉尔山山脚的秋明和托博尔斯克出发向东走到流放地(例如雅库特),常常需要一年多的时间。这条道路夏天的时候尘土飞扬,蚊蝇飞舞,骄阳似火,令人窒息;春秋时期,连绵的雨水将这条路变成了一个泥浆地狱,完全无法行走;只有在冬天动辄零下40℃的气温,将土地冻踏实之后,才能让这条道路勉强通行。物资供给只停留在西伯利亚总督斯佩兰斯基的流放章程上,事实上流放者们缺衣少食,痛苦不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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俄国流放线路示意

就是今天西伯利亚地区的公路,也没好到哪去。来源.Pexels

面对这样恶劣、无人管护的状态,流放者们自发成立了“罪犯协会”,以争取生存。

罪犯协会,是流放者们自发成立的一个集体组织。每十个流放者选出一个代表,这些代表组成了罪犯协会。管理流放的政府官员承认它的存在,并依靠它来管理流放者。

在踏上漫漫流放路之前,罪犯协会会筹集一笔共用资金,由会长控制,每个流放者都必须出钱。这笔钱主要用于向沿途的官员、押送者行贿,用以获准沿途乞讨。罪犯协会也会和押送者达成协议,押送者违反西伯利亚总督斯佩兰斯基的流放章程,在城市之外将流放者的脚镣取下,而流放者则承诺不会逃跑。因此,流放者通常对于追查逃跑者比押送者还要热心。

对于流放者来说,过了界碑,就是一个黑暗的世界,在界碑的亚洲一侧,是一个充斥着恶行的地方。这个界碑象征着国家权力的消失,以及流放者将要经受的劫难。

“民主共和国”与“库库什金军队”

沙俄社会各个阶级之间的鸿沟,即便是在距离沙俄首都10公里的西伯利亚伊尔库茨克,也展现的淋漓尽致。同样是被流放,同样是被“剥夺了公民权”,失意的贵族和落魄的农民所受的待遇,也是完全不等的。

俄历的年12月,一群沙俄贵族在参加了反法战争之后受到法国“自由、民主、博爱”的精神感化,试图起义推翻沙皇统治。起义没有群众基础,也没有掌握枪杆子,理所应当地失败了。年7月,这群被后世称为“十二月党人”的贵族,肩上的军衔被撕下,腰间的剑被折断,穿上了囚服,被流放到了西伯利亚的伊尔库茨克服苦役。

元老院广场上的十二月党人起义。

理论上,这些十二月党人已经是沙俄社会里的“非人”了。十二月党人的妻子可以再嫁,孩子可以继承家产。他们应当经受的,是同其他流放者一样的在暗无天日的“刑罚堡”里面拘押、在贝加尔湖畔涅尔琴斯克的矿山之中打钎。但是,他们的身份是贵族,这就使得流放地的官员不敢以这种非人的方式对待他们。相反,他们在伊尔库茨克的生活可谓是多姿多彩,甚至于建立了一个被他们自己称作是“民主共和国”的小社会。

贝加尔湖畔的伊尔库茨克来源.Pexels

这些不满意沙俄统治的贵族,本就是志同道合,在被关押在同一个监狱当中之后,更是交流的愈加频繁。有的十二月党人说:“我不在乎我的家庭关系,我们的监狱家庭相对更加诚实、可靠。”他们齐心协力,一起为自己征求利益。当地的百姓有同情他们的,给他们送上食物、建造房屋;负责管理他们的官员,不敢差使他们服劳役,只得自己亲自干活;有的十二月党人妻子一同跟来,这些妻子利用沙俄官员内心里尚存的一点绅士精神,不断愤怒抗议,逼迫取下了十二月党人脚上的镣铐。有的十二月党人家境优渥,每个月都可获得大笔经济援助,10年中,他们和他们的妻子一共收到了将近万卢布。

十二月党人作为反叛沙俄统治的代言人,自诩是民主、科学精神的代表。他们在流放地建立了学校、医院,教导当地的原住民渔猎部落如何种植农作物,对当地进行科学考察,为西伯利亚这片荒蛮的土地带来了文明的曙光。十二月党人在流放地还注重宣传民主精神,向当地农民传播公民社会的意识,大范围地开展社会文化生活,为西伯利亚的人民带来了政治上的启蒙。这些有利于当地人民生产生活的行为,也促使当地百姓善待他们。当地的官员,也慑于十二月党人的贵族身份,不敢对这些措施加以管控。

年,下令将十二月党人流放的尼古拉一世去世,新沙皇上台并赦免了这些十二月党人。他们回到了圣彼得堡,新一代的进步贵族和学生,把他们当做是“从荒野当中走出的基督”,他们在西伯利亚流放地所做的科学、艺术与社会文化的研究,为俄罗斯日后的资产阶级革命开创了先河,为西伯利亚的现代化和工业化奠定了基础,他们的功劳,得益于界碑以东皇权的缺失与管理的松懈。

而一般人——那些不幸的、只是因为“缺乏工作能力”抑或是忤逆了地主和工厂主意愿的普通人们——的流放,就只是一连串苦痛、折磨和离别之悲的组合。这些被流放的普通人们,他们一边感恩着沙皇判处他们流放而不是绞刑、赐予了他们第二次生命,一边默默忍受着来自沙皇和他的走狗们的刑罚和折磨。为了更好地折磨流放者,沙俄专门创造了一种名为“刑罚堡”的设施。

托博尔斯克的刑罚堡,男男女女挤在一起,生活条件极其恶劣

沙皇的本意,是希望流放者在接受惩罚的同时,能够凭借自己的体力为沙俄开拓、殖民西伯利亚。但是这一切都由于界碑以东那种可悲的权力真空而变了味:在西伯利亚的刑罚堡当中,苦役犯、流放者既没有得到改造,又没有为他们之后殖民西伯利亚而做好准备,这一切都只是单纯地为了折磨流放者。

在刑罚堡当中的管理,没有那么松懈。每个人无时不刻不在被看管,每个人随时有可能挨上一顿无缘无故的鞭打。“长电报”的作者乔治·凯南的同名祖先在俄罗斯游历时参观了一座刑罚堡,为其恶劣得惊人的生活条件和受刑者浑浑噩噩的生存条件感到惊异。陀思妥耶夫斯基在鄂木斯克的刑罚堡当中的经历,让他对人性和沙俄社会的撕裂有了深刻的体会,以致其后他的作品专注于人的自我救赎。

不幸当中的一点万幸,是刑罚堡通常只是流放生涯的一个短暂的开始。在刑罚堡当中渡过数年之后,流放者会被释放到流放定居点当中去。到了通常处于西伯利亚小村庄的流放定居点当中之后,唯一能够阻碍流放者逃跑的便只是恶劣的自然环境了。监管的官员和当地的居民都迫切地希望流放者逃跑,这样他们既不用为流放者提供食宿,又可以借流放者的名额拿到沙皇政府发放的流放者津贴。

于是,成千上万的流放者逃跑了。他们被称作是“库库什金军队”——“库库什金”是俄语“Кукушка”(布谷鸟)的音译——意指他们受到森林当中无拘无束的布谷鸟的召唤而逃跑。这些逃跑的流放者,成群结队地走在尘土飞扬的西伯利亚驿道上,佝偻着腰,掩藏着自己的脸,像一只打了败仗的军队。

逃离流放定居点的库库什金军队

沙俄人民对于家乡的眷恋、对于亲人的思念,是流放者逃跑的第一动力。有一位被流放到贝加尔湖畔涅尔琴斯克的流放者,逃跑了三次,每次都被抓住,遭到酷刑。第四次,他成功抵达了俄罗斯欧洲部分中部雅罗斯拉夫尔的家乡,劝说自己的妻儿跟从他流放。第四次被抓,他遭受的酷刑更加痛苦,但是他有妻儿相伴了。还有很多来自高加索地区的流放者,用尽一切手段,只为了“闻闻家乡的空气”而逃回高加索,真的只是闻了闻家乡的空气之后,便又自行返回西伯利亚流放地。

而逃跑并不是那么容易的。诚然,在西伯利亚,所有本地人都希望流放者逃跑以吃他们的空饷,但是从西伯利亚回到俄罗斯欧洲部分必须要经过乌拉尔山,而乌拉尔山西侧的彼尔姆到处都是沙俄政府的探子,随时准备抓捕流放者获取赏金。沙俄对付流放者的另一个盟友,是西伯利亚严酷的冬天。从春天冻土化开,到秋天第一次霜降通常只有5个月的时间,而从贝加尔湖走到乌拉尔山最少也要半年。流放者一旦没有能够在冬天之前走到乌拉尔山脚,就必须用假身份在某个村庄安顿下来,或者是向沙俄政府自首,重新被关回刑罚堡当中去。

逃跑者被抓住、打死

年3月,沙皇政权倒台,资产阶级临时政府掌权。沙俄的流放制度正式崩溃,临时政府宣布对所有流放者大赦。流放似乎成为了历史,但是事实上西伯利亚只是暂时地交出了它的囚犯。很快,新生的苏维埃政权又重新建立起了一套流放体系,这一次它的名字叫做“古拉格”。俄罗斯的流民、罪犯和政治犯的非人苦难又将开始,他们即将在苏维埃政权之下受到比以往更加科学的改造。

辛迪夫∣地缘谷成员

参考资料:死屋—沙皇统治时期的流放制度.丹尼尔·比尔;论帝俄晚期的西伯利亚开发.王晓菊;沙俄时期西伯利亚移民的动因分析.曹光天;试析19世纪西伯利亚政治流...者在俄罗斯思想形成中的作用.王超;俄罗斯文学中的流放情结.赵小虎;19世纪下半期俄国刑事司法制度研究.楚盛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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