梁从诫，年生于北平，年抗日战争爆发后随父母逃难到云南和四川。战争结束后，年回到北平继续读中学。年入清华大学历史系。年毕业后继续就读于该系研究院，年毕业。曾任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编辑，《知识分子》杂志主编。年领导创建了中国第一家民间环境保护组织“自然之友”。年曾获日本和韩国媒体授予的“亚洲环境奖”。年，获中国环境新闻工作者协会和国家林业总局先后颁发的“地球奖”和“大熊猫奖”。年8月，获菲律宾雷蒙·麦格赛赛“公众服务奖”。

注:作者的母亲为著名建筑学家、作家、诗人林徽因，父亲为我国当代最杰出的建筑学家梁思成，祖父为近代思想家梁启超。

从我的个人经历出发，我以为，对更完美的汉语表达能力的追求，首先来自对这种语文(包括口语及其书面表述方式)的欣赏能力的培养。只有爱这种语文，知道欣赏它，才会产生要用好这种语文的愿望。只把语言当成交流工具，看不出它的美、体会不到它的韵味，对之没有感情，也就谈不到对完美的追求。

我小时学习读和写的经历，主要不是通过课堂和课本，而是父母的直接教导和家庭环境的熏陶。然而，这对于我的汉语表达能力的形成乃至我的整个为人，都曾起过某种决定性的影响。

从我的个人经历出发，我以为，对更完美的汉语表达能力的追求，首先来自对这种语文(包括口语及其书面表述方式)的欣赏能力的培养。只有爱这种语文，知道欣赏它，才会产生要用好这种语文的愿望。只把语言当成交流工具，看不出它的美、体会不到它的韵味，对之没有感情，也就谈不到对完美的追求。

回忆起来，我自己对汉语作为一种语言的欣赏，竟始自幼年时我那不识字的保姆教我的北京“土”儿歌。什么“小耗子，上灯台。偷油吃，下不来，叽呱叽呱叫奶奶……”，什么“上轱轳台，下轱轳台，张家妈妈倒茶来，茶也香，酒也香，十八个骆驼驮衣裳……”，还有“槐，槐，槐树槐!槐树底下搭戏台，人家的姑娘都来了，就是俺们家姑娘还不来……”等等，至今我还能倒背如流，而且还传给了我的女儿。如果说幼儿也会被语言的魅力征服的话，我在近七十年前就被这些数百年传唱于民间，而今却几乎失传了的民谣对事物传神的描述以及它们的韵律，特别是其幽默感征服了。

稍长大一些，启蒙我欣赏中国文字的老师，是我的父母，尤其是我的母亲。我记得最清楚的一件事，是在我六七岁的时候，母亲怎样把《战国策》中“唐睢不辱使命”一篇教给我和姐姐。当时抗战刚刚开始，我们一家“逃难”到昆明，为躲避日本飞机轰炸，住在城郊一座尼姑庵破败的厢房里。我刚上小学二年级，识字不多。母亲是通过朗读来教的。首先是她自己对文章的欣赏感染了我们。有过演员经历的她，几乎是边读边表演，声音抑扬顿挫。当她读到唐睢正告秦王“若士必怒，伏尸二人，流血五步，天下缟素，今日是也。挺剑而起时，那激越昂扬的声调，和随后“秦王色挠，长跪而谢之曰：‘先生坐，何至于此，寡人谕矣!’……”时的声调和表情，我至今不忘。这是大概我学习欣赏古文的开端。

此后，我们家又迁到了四川宜宾一个更偏僻的小镇——李庄。父亲开始教我背唐诗和《左传》。我不是个勤奋的孩子，背诵的功夫不深，但居然也常常读得津津有味。特别是，当年父母体会最深的某些李杜诗句，正好与我们生活的时代背景吻合——战时后方生活的艰辛和对胜利返乡的渴望。“剑外忽闻收蓟北，初闻涕泪满衣裳”、“可怜未解忆长安”，这些名句对于我，已不是遥远的古诗文，而也表达了战争时期我自己的全部情感。它们使我从小就开始感受古人在国难期间的那种忧患意识，并在我心底植下了对这个灾难深重的民族永不磨灭的爱。

小学时代，我的乐趣在读各种课外书——《西游记》《水浒》《说岳传》、老舍的《小城的生日》、张天翼的《秃秃大王》等等。战时后方很难得到适合儿童读的书，我当时是抓到什么读什么。但不爱读《三国》，《红楼梦》更是连瞄都不瞄。同时，父亲也给姐姐和我买了许多当时能得到的英美文学经典的中译本，如《鲁宾逊漂流记》《爱丽丝漫游奇遇记》《金银岛》《罗宾汉》《萨克逊劫后英雄略》今译《艾凡荷》)、《人猿泰山》等等，母亲甚至要我们读屠格涅夫的《猎人日记》。其中我最不喜欢的大概是《木偶奇遇记》，整篇都是教训小孩要孝敬父母的说教。现在想来，实际上这些书不仅是我的文学启蒙课本，也是我的人生观和审美观的启蒙课本。我对美、丑；善、恶；诚实、虚伪；高尚、猥琐；君子、市侩等等的判断标准，就是在那个时候开始奠下基础的。记得当年最喜欢《西游记》里孙猴子和妖怪比挖心的故事：孙猴子剖开自己的胸膛，呼啦啦掉出一堆心来。八戒在一旁说风凉话：好一个多心的猴子!大圣问妖怪:你要什么心?妖怪说:要你的黑心!大圣翻来翻去，什么忌妒心、贪婪心、好胜心、虚荣心……都有，惟独没有黑心!这个故事的寓意，我从小学四年级直记到七十岁的今天。

也许有人会问:我少年时读过多少祖父的文章?说来惭愧，因为那里面尽是政论、学术和对青年的训谕，又多是文言，我读不懂，也不爱读，甚至有点“逆反心理”。父母倒也不强求。其结果，直到今天，祖父的文章我读得也不多。他的文风对我大概没有多少直接影响吧。

母亲也教我英语。她常给姐姐和我用英语读诗，特别是像《爱丽丝漫游奇遇记》和英国儿童文学作家A·A·米尔恩作品中那些韵律性特别强，又富于孩子所能理解的幽默感的儿童诗。父亲则给我们补充语言学家赵元任对这些儿童诗的别出心裁的精彩中译。战时物质生活极端匮乏，但我们家精神生活却特别丰富。简陋农舍里，病中的母亲蜷在床上，就着一盏菜籽油灯教我们姐弟读书。回忆中的那种情景，至今仍觉得温馨。因为当时也在读《左传》，记得有一次问母亲，英语typical(典型)的意思是不是和左传里常出现的“其是之谓乎”差不多?惹得她笑了一场。

妈妈试图用写日记来培养我的文字表达能力。这是我小时候一大“苦难”：因为大多数时候我都在尽力逃避这门功课。等妈妈喊一声：“小弟!让我看看你的日记”时，常常只得临时“补记”上三五天，其结果，每篇都是“早上我起来了，就去刷牙了，后来就吃早饭了。吃完就去上学了……”这种“作品”在妈妈那里会遭到什么样的“嘉奖”，自不待言。

我第一次真正感到需要运用文字作为工具来表达自己的感情和描述事物，是在我十二岁离家独自到重庆上初中时。由于当时从李庄到重庆要坐三天江轮，我一学期只能回一趟家。这样的学生，全年级五个班二百五十人只我一个。学校规定所有学生都必须住校。周末眼看同学全都回了家，偌大一间宿舍只剩我一人时，泪汪汪地坐在空荡荡的教室里给妈妈写信成了我惟一的安慰。于是我想尽办法要通过文字让妈妈知道我“多么可怜”、“多么孤独”，把我一个人“扔”在重庆是多么残忍!然后又泪汪汪地盼着、读着妈妈充满爱意的回信。这种“写作训练”可比纪录“刷牙，吃饭”的“日记”有效多了。但是中学功课紧了，读的课外书也少多了。

抗战胜利，全家回到北平。当年北平的蓝天、白鸽、古城下的驼铃和宫殿半圮的屋檐……这一切使我觉得自己一下子就领悟了自小就很熟悉的母亲的诗的意境。她的作品不仅深深地影响了我的写作，甚至影响了我的为人。

在学校的作文课上，我也开始有意识地通过文字来表述外在景物在自己心里引发的感受。中小学语文老师中，我特别怀念燕京大学附中的张茵陈老师。她鼓励我自由发挥。当时我在班上调皮捣蛋，常被她厉声训斥，叫同学“别跟梁从诫学!”但是到发作文本时，却常得到她的嘉奖。母亲从小要我“beyourself”(按自己的本色做人)，她自己也特别强调写作心态的诚实。我在作文中也总是力图体现出这种精神——尽力不去做廉价的模仿。这点常能得到张老师的理解和鼓励，从不强迫我按现成的模式写作。这使我从小就没有受“八股”习气约束，最腻烦套话、空话。

在我离开这所学校时，班上一位同学要走了我的作文留作纪念。多年后又见面时，才知道那个我自己用大针和棉线装订的作文本竞被他保存二十多年，直到“文革”中才被人家当作“四旧”烧掉了!

大约在高中毕业后，刻意学习和练习使用汉语的意识，逐渐淡化，尽管直到今天，这个过程事实上一天也没有停止过。我懂一点英语，也为英语所具有的魅力而倾倒。但汉语作为我的母语，不仅是我的思维、表达和交流的基本工具和载体，而且从幼儿、成人到老年它所传达给我的文化信息，成了我整个精神世界的根基。

其实，学习母语的过程对任何人来说，不管从正面还是负面来看，都起着相同的作用，无论有着什么样的家庭背景和社会环境，或受过多少正规教育。我和那些有天赋、写作有成的人当然无法相比。然而有一点很清楚：如果我今天尚能写出像样的中文，首先是因为我爱这个语言和文字，爱它所体现的文化传统。

本文刚刚完稿，看到报载对台湾名作家龙应台的采访。其中写道:“龙应台说，她对华文世界的忠实爱情，源于她对汉语语言和文字的热爱。”真是知音啊!怪不得去年访台时，和她竟是一见如故。这种对同一语言、同一文化的爱，是任何政治、年龄的分野都无法隔断的。我想，我国的每一位小学语文老师都应当认识到，培养孩子们对母语的这种感情，应是自己的首要天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