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转自：检察日报

　　立秋那天，我和家人回到了几年没有回去的故乡。连绵的细雨让远远近近的山峦都笼罩在云雾中，高高低低的榆树槐树杨树梧桐树把小小的村庄装扮成了爱丽丝的仙境，菜园外的篱笆上开满了淡紫与粉红的牵牛花，树林深处布谷鸟的叫声却愈发清晰。从村外的水库往家走，迎面碰上骑着电动车的父亲，看见孙女的他一脸惊喜，花白的头发也抖擞了起来。父亲终究还是老了，一转眼，他已经六十岁。

　　多年以前，父亲是村里为数不多的高中生。高考成绩下来，他离大学只有几分之差。回到村里后，他又陆续丧失了去小学当民办老师、在村委当会计的种种机会，于是他成了一个地道的农民。每次去赶集，他一定会去书摊转一转，用不了多长时间就能读完一本书。那时候电视还没怎么普及，我们姐弟三个从父亲口中听到许许多多新奇的故事，知道外面的世界大概是什么样子。

　　那时候，改革开放已经十年，但是这个偏僻的小山村似乎和外界还是有隔阂的，乡下的男人也没有出去打工赚钱的意识，我在父亲的陪伴下度过了一个完整而快乐的童年。记得父亲和我在捞虾的时候遇到过一条红色的水蛇，在山上牧牛的时候看到过黄色的大蜘蛛，在秋天的雨后抓到了无数只遍体黝黑的水牛……还有，在村外的深山老林里找到一整块砂石上雕刻出来的石屋与马槽，煤油灯的痕迹还深深地印在石头墙壁上，在墙壁上挂着的用水草串起来的小白鱼……转眼之间，那些日子就像父亲给我的那一把高粱秆做成的箭，射出去以后再也不见了踪影。

　　岁月翩跹，我上了小学，父亲开始为生计奔波和改变，毕竟家里有三个上学的孩子，能跑也能吃。烟和酒是乡下男人的常用品，父亲年轻时抽烟，我现在还能想起他从口袋里掏出来几块钱让我去商店买烟的情景，烟是荷花牌的。再后来，他似乎就不再买整盒的烟，而是抽起了旱烟，我用过的作业本被他撕成了一条一条的卷烟纸。再后来他把旱烟也戒掉了，因为他觉得不抽烟的话能省下来不少钱。我小时候，每到过年他常常会带一帮朋友在家里喝酒，“五魁首”“六六六”的酒令震得屋子嗡嗡响；再后来，他那帮朋友也无影无踪了，我记得他最后一次和朋友在家里喝酒，两个人就着一把花生喝完了一瓶酒，但是再也听不见震耳欲聋的行酒令了……

　　外出做防水工程已经成了我们那一带成年男人的营生，但是那时候工程少，工钱结算也是个问题，为了有稳定的收入，他选择在石子厂上班，这一干就是十年。买不起摩托车又不好意思经常搭别人的车，于是他每天早早地起床，先帮着蒸馒头补贴家用的母亲把馒头收拾好，然后再啃着一个馒头步行去上班。晚上回到家的时候，月亮往往已经升得很高很高了。

　　那时候搬运一吨石头粉好像是一块钱，我们的学费和生活费就是他从一吨又一吨的石头中搬出来的。我和二姐上学这么多年，他不曾因此负债也算是一个小小的奇迹。有一次回家，我从他随身背着的袋子里翻出一个干瘪的洋葱头和两块硬了的馒头，大姐说那就是他的午饭……二姐毕业以后，家里相对宽松了点，他开始重新干防水工程，不再那么没日没夜了。几年下来，他的体重似乎又开始增加了。我之前一次在国庆假期回家，一大家子人去饭店吃饭，他下班很晚，进饭店的时候带着一脸尘土。大姐夫陪他喝了一瓶汾酒，结账的时候他说啥也要掏钱。那是我们全家人第一次在饭店吃饭。

　　对于我的成长，他始终是包容的。从小学、初中到高中，我们唯一的分歧在上大学上。高考成绩公布的时候，我刚好到一本线，比平常的成绩低了很多。他执意要我复读一年，而我的想法是上了大学还能考研。那几天，我们父子一直处于冷战状态，直到我的通知书下来，他才去县城给我买了行李箱，抱怨我的大学通知书没有别人的好看。

　　后来，他仍然和原来一样四处打工，有时候我和他开玩笑，说咱们家里已经有了两个吃公家饭的，没必要再那样拼命，他一笑了之。每个傍晚，从工地回家的父亲总是自己坐在门口的石头上刷手机，虽然离他不远的地方会有人聚在一起聊天，但是几乎奔波了一生的他最终还是习惯了独来独往。

　　我们离开的那天，父亲和往常一样还是五点起床早早地去了工地，知道我们上午要走，他只是问了一下母亲为什么我们不吃了午饭再走，别无他言。行驶在返程的高速路上，多日来的雨水让高速公路再次雾蒙蒙了起来，似乎在替父亲挽留着我们。我突然想起来一句话，世间的人终究是见一次少一次，直到再也不能相见。

　　我猛然想起一首歌《父亲写的散文诗》：“……几十年后，我看着泪流不止，可我的父亲已经老得像一张旧报纸，旧报纸，那上面的故事，就是一辈子。”二姐说过，父亲很少和别人提起我，我可能就是他用一生写给他自己读的散文诗。

　　（作者单位：山西省平遥县人民检察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