献给春蚕的礼赞

——梁祝故事原型刍议

陈祥麟

梁山伯和祝英台的传说是中国著名四大民间传说之一，其流传时间千年以上，流传范围遍及全国以及东亚诸国，被誉为“中国的《罗密欧与朱丽叶》”。经过改革开放以来的经济和文化建设发展，与梁祝传说关的史迹、纪念建筑和以它为题材的文艺作品，已俨然成为一张中国文化的靓丽名片。与此同时，梁祝研究经历了空前的研究热潮。以民间为主体也不乏学界参与的研究，在梁祝原型的历史考据、传说的田野调查、不同传说版本的发现等方面也取得了许多新成果。

但在梁祝“原型”问题上，迄今的所有研究都只把它当作“人的故事”去研究。我们知道，古老的民间传说中有大量是关于“人”之外的世界的“解释”——如关于自然界神奇景物的形成，关于动植物的生成等。如果梁祝原非“人”的故事，而我们却以此为前提去研究，研究就将被严重局限，寻找其原型就与寻找孙悟空出生的石头一样离谱。

那么，如何判断梁祝传说的原型是人还是非人呢？就让我们从梁祝故事的奇异性说起。

一、梁祝故事的“奇异”性

有关梁祝传说的历史材料已经不少，包括文字记载、有文字记载可据的梁祝坟墓、梁祝读书处等。这些史料能有力证明梁祝传说形成时间很早、流传区域很大。但这些记载的性质基本都是民间传说的记载，古迹文物也是受传说影响后形成的，因此也都还证明不了梁祝故事是历史上实有的真人真事。

以事理逻辑推断，要找到梁祝故事中的真人原型是不可能的。因为所谓“原型”，需要与故事存在比较高的相似度，而不是只在姓名、生平的个别点上相同相似就可以。因此，即使找到了史上实有的同名同姓的梁祝，只要不能证明他们有过女扮男装、同窗共读的经历和双双情殇的结果，也都还不能说是故事原型，至多只能说是传说产生的各种素材来源之一。

其实，只要我们注意到了梁祝传说的奇异性，就会怀疑梁祝故事有“人事”原型的存在。

梁祝传说在漫长的流传过程中，出现过不少属于“神话”“鬼话”的说法，除了“灵魂化蝶”之外，还有梁山伯喝了“懵懂酒”入了“痴魂”、“阴府告状”和“还魂团圆”等等。直到民国晚期以后的版本——越剧《梁祝》具有代表性，这些荒诞无稽的说法才被淘汰，故事的生活真实性才得以加强。但即使是越剧《梁祝》这样的“现代版本”，只要以“人”的故事去审视就能发现，也仍然严重缺乏生活真实性[1]；作为“编造的故事”，则存在“编法”上的种种奇怪和不可思议。我们略作讨论[2]：

1、祝英台女扮男装、读书数载而不被人识破，可能么？祝英台是个小姐，不是混江湖的女骗子。只要就洗澡、睡觉、大小便等日常起居生活细节去设想一下就能判断出，她要一年四季地掩盖真性别是不可能做到的。从梁山伯这一面看，它与祝同窗共读、长期亲密相处而未觉察祝是女性，他是八岁孩童还是呆子？故事情景使我们知道，梁祝就读的不是启蒙课，他们至少已经是青少年，那么梁山伯为什么会这种“奇怪地呆”？

前人自然也注意到祝英台能掩盖住真性别的不可信，所以有的版本又增加了梁祝同寝而“三年衣不解”[3]云云。冬天睡觉可以衣不解，夏天也穿得严严实实睡觉么？这样的话不更是“此地无银三百两”么？这种增加无补于生活真实性的改善。

退一步，假设梁祝故事是编造的。那么无论哪个朝代，青少年男女相识相爱的途径都有许多，再说，梁祝全故事里也都没有表现男女主角文才出众的情节，最后也不以“中状元”之类来结局。那么，为什么一定得让梁祝通过“读书”来相识，从而编出这种难以置信的情节？

2、祝英台要女扮男装、远离家门去读书，祝父竟然会同意。这样的父亲不要说在东晋、南北朝（这是梁祝传说史料涉及的最早时间），即便把时间后退多年到清代，也是极其罕有的，因为年轻女性假扮男性并长期在外，必然充满不可预计的各种风险。祝父的这种“同意”不是宠爱女儿能解释的，他必须同时是一个思想“极端开放”而且做事十分大胆、敢于“出格”的人。可就后来许配女儿的做法来看，他既对女儿没有太多的宠爱，也思想守旧、做事循规蹈矩而胆小懦弱。故事中的人物性格不可信，故事也就显得不可信。

3、祝英台既然是女扮男装，就一定会尽量回避与梁山伯的过分接近。可故事在关于两人友谊的形成上，却偏要突出其亲密相处，同窗、同食甚至同眠。“同眠”指的是同床，见于多种故事“版本”（越剧已删除），有的还由此延伸出更多的细节[4]。试想，至少是青少年的两个同学，即使友情再好，在学校里经常同床睡觉也不太正常吧？总需要一点原因说明吧？故事里却没有任何一点“明示”。为什么？

相反，梁祝同窗时间却偏偏点明是“三年”，“同窗共读三长载”、“三载同窗情似海”、“三年衣不解”。在古代，不需要时间长度的“一见钟情”故事多的是，在现实生活里也算不得稀罕事。从祝英台掩盖真性别困难来考虑，同窗时间短一些才可信一些。故事为什么偏要“点明”三年？

4、祝在毕业送别时一再以比喻暗示自己是女性，而梁山伯始终浑然不觉。梁的“呆”本来就已不正常，送别更是把这种呆推至极致。按“草桥结拜”时的表现，梁山伯并非木讷、愚笨之人，在祝英台眼里更是“满腹诗书锦绣才”的人，为什么唯有在识别女性问题上会这样“奇呆”？

也是出于对这种人物个性严重不可信的弥补，有些传说版本添加有梁山伯喝了“懵懂酒”入了“痴魂”之类说法。这种弥补在逻辑上为梁的奇呆提供了解释，但因为解释本身就是“神话”之属，自然无补于生活真实性的改善。

从祝英台这一面看送别情节，如果她这时亮明自己的真性别，就不会让梁山伯这种严重的“奇呆”表现出来。可祝英台偏偏又始终不明说，为什么？小姐的“难为情”解释得通么？敢于女扮男装出远门、能够掩盖真性别三年之久，这样能干的小姐，又是如此热恋“梁兄”迫切希望嫁予的小姐，又是在不能轻易再会面的“远别”时刻，她竟然不挑明自己是女性，可能么？

仔细地品味一下能感觉到，梁山伯的“呆”似乎是故事刻意要表现的。为什么？

5、关于“楼台会”。中国古代楼房不多，作为接客会友用的客厅通常都设在平房里。按梁祝故事东晋、南北朝时期就已流传来考虑，楼房就更少。这也就是中国传统故事里的男女私会不发生在楼上、通常在一楼及后花园之类地方的原因。更重要的是，梁山伯登门求婚之际祝英台已是公开了女性身份的小姐，而且已经许配、名花有主。按礼俗，两人绝不可以到楼上这种私密的地方去会面。即便两人想，祝父也不会允许。梁祝会面为什么要“特殊”而且“违礼”地上楼见面？

作为编故事来看也很奇怪，因为后续情节没有跳楼或登高望远之类，没必要让梁祝上楼。

例述至此。“坟裂”、“化蝶”且看作是艺术表现上需要的浪漫之笔，不以客观生活真实性去衡量讨论。

必须指出，上涉这些奇异而不可信的、从创编故事来看也很奇怪的情节、细节，是梁祝故事的“基本要素”，如果剔除这些，故事就没有多少“人事”性质的内容了。

按客观“人事”来衡量，梁祝故事充满奇异，很缺乏生活真实性；以编造“人的故事”来揣度，其“编法”的奇怪而不可思议也充斥整个故事。

能解释这种状况的唯一途径是：梁祝故事开始时并非“人”的故事，只因流传过程中原型被“遮蔽”，才被误解成了“人”的故事。

漂亮的萤火虫，是祝英台姓名的来历吗？

二、梁祝故事中潜在的蚕事原型

动物、鸟虫一类的民间故事，常见的表现手法之一是“拟人化”，其模式之一是：把生物的形态、习性等特征拟想作人的相貌、行为等，动物成为人的“灵魂化身”或“变身”，从而达到一种艺术上的真切感。如著名的《搜神记·女化蚕》故事：

“传说有蚕女，父为人掠去，惟所乘马在。母曰：‘有得父还者，以女嫁焉。’马闻言，绝绊而去。数日，父乘马归。母告之故，父不肯。马咆哮，父杀之，曝皮于庭。皮忽卷女而去，栖于桑，女化为蚕。”

再如《布谷鸟》故事，其一种说法是：一个懒汉因不事稼穑终于饿死，死后灵魂化鸟，春来催呼“布谷，布谷！”

《女化蚕》故事是抓住蚕的前部姿态像马、蚕身柔软的特点，想象出马和人（女孩）的故事，将人、马、蚕三者有机联系起来。《布谷鸟》故事则是把鸟鸣声拟想作有意义的“人语”，演绎出人的故事，从而使“鸟声”与人的“魂语”达到一致。

那么，如果故事的描写对象是昆虫，说的是它神奇的生命现象而不是说它的来历（上引二故事都是说来历），那么，把它拟人化描写之后，这个“人”的昆虫原型就很容易被遮蔽，被误读为与昆虫无关的“人”的故事。

梁祝故事正是这样的故事。它的原型是蚕。梁祝故事中的种种奇异、不可信和编写上的奇怪，原因都在它原本是蚕的故事。

（一）故事情节、环境中潜在的蚕事原型

1、蚕房、酿丝：书房、读书

养蚕需要合适温度、湿度和防虫害、鼠患的环境条件，须有专门的蚕室即“蚕房”，干净、通风条件好，往往也相对僻静。中国农村长期贫穷落后，生活住房与劳动工具存放、柴禾堆放、粮食存储乃至猪羊蓄养等用房常相混杂，脏乱差。相对之下蚕房就成了很特别的场所，与蚕房最接近的就是读书人的书房。这是将蚕房喻为书房的原因之一。

更主要的原因是，国人极早就开始了对文化和读书人的尊崇，古代读书人在人们眼里就是聪明、有文才的人，夸赞读书人流行有“满腹经纶”“口吐锦绣”“腹有诗书”等等说法。而蚕会吐丝，蚕丝是织锦的，所以蚕是真正的“满腹经纶”、“口吐锦绣”。因此，把蚕房喻作书房在功能意义上也非常形象贴切。此外，在部分地区的方言里，“诗”、“丝”、“书”的发音还很相近，“酿丝”就是“酿诗（书）”。

因为梁祝原型是蚕，所以梁祝诞生友情的“环境”就是书房，“事件”就是读书。

深入蚕故事创编动机去看，编蚕的故事是对蚕的歌颂。而给蚕贴上“读书人”的标签也是美化蚕的必要。

2、幼虫期之蚕不交尾：祝女扮男装、梁不辨雌雄

幼虫期的蚕是不交尾的，化为蛾后才交尾，这是蚕的重大特征。这就规定了由蚕人格化的梁祝二人，读书期间必须是不能发生性爱的。幼虫期的蚕外表上很难辨别雌雄，与人“异性装扮”从而难以辨认性别高度相似。这样，以一条蚕的“女扮男装”、另一条蚕的“不辨雌雄”来演绎幼虫期的蚕相伴而不交尾，也就成了故事“拟人化”表现的必然选择。

祝英台“女扮男装”而长期不暴露与梁山伯“不辨雌雄”，是同一个内容的两面，都是由蚕的特征所决定的。又因为这是特征，在先民眼里非常特异，所以故事里也需要特地加以表现。

3、同食、同眠：“蚕生”的另一重要特征

梁祝故事在有关二人情谊的形成上，都只突出其“同”，同窗共读、同食同眠。为什么？（越剧现代版本删除了同眠）

蚕是置于竹匾一类器具中饲养的，众多蚕一起，同时给桑，同处食桑。蚕成长中一般需要经过四次蜕皮，每次蜕皮约需一天时间，如睡眠般不吃不动，俗称“眠”。同一批蚕同时入眠、一起眠。蚕从“蚕蚁”长大至会做茧的熟蚕，除了食、眠两项，别无他“事”，“眠”还是蚕最富特色的生物特点。因此，拟人化地表现蚕之间的“友谊”故事，自然也就需要强调梁祝“同食同眠”。

梁祝“同眠”的说法以“人事”论极不可信，但就原型来说却十分需要给予“点明”，否则就没有蚕的特点、不是蚕故事了。“同眠”的强调是对蚕原型极有力的证明。

4、蚕的三岁：三载同窗

“同窗共读三长载”“三载同窗情似海”，故事为什么偏要强调“三载”，造成祝英台的女扮男装不暴露的格外困难、造成故事的格外不可信呢？

原因就在蚕的生长特点。蚕的眠和蜕皮通常有4次。在良好生长条件下，每次间隔3、4天至8、9天，共需要25天左右。到第4眠之后才渐渐成为会吐丝结茧的“熟蚕”。养蚕人通常按蚕眠的次数称蚕龄，又称“岁”。而“岁”的称法本来就是从人事中移用的，一年为一岁。那么，蚕从蚕蚁长大为能做茧的熟蚕，除去最初俗称“毛毛蚕”的第一岁，其“青壮年”时期正好是三岁，这就是“三载”的原型含义。

5、蚕山上的最后告别：楼台会

供蚕做茧的设施俗称“蚕山”、“蚕蔟”，通常以稻草等粱杆（禾秸）加工，捆扎成把、竖立起来的俗称“蚕山”，捆扎到木架上的叫“山箔”。蚕爬上“蚕山”去结茧俗称“上山”。蚕结茧各自为营，一蚕一茧，在茧里完成“变态”，破茧重新出来时就是蛾了。这样，一起长大的蚕到上山时，就相当于“今生”的“生离死别”。“上山”是“蚕生”十分有特色的事件，不表现的话就会丧失蚕故事特点。所以，梁祝二人必须上“楼台”去才能实行“最后的告别”；高起的“楼台”就是“蚕山”的隐喻。

6、茧、破茧：坟、坟裂

祝英台哭坟而坟裂，这是梁祝故事最离奇、神话化的结局细节。而以原型对照，则无非是形象的类比：坟包的圆形与茧相似；坟裂而化蝶出，即是茧破而化蛾出。

梁祝“化蝶说”见诸记载的晚至清代，但这不说明民间传说也必定这时才有。“蚕化蛾”与梁祝“灵魂化蝶”高度契合，应该源自久远。

（二）人物姓名隐含的原型信息

拟人（包括拟物）和谐音是民间文化极普遍使用的一种艺术表现手法。比如，以蝙蝠拟谐“福”，鹿拟谐“禄”“乐”，和盒子拟谐“和合”等等。老谜语中也多用这种手法，如：“南阳诸葛亮，独坐中军帐，摆起八卦阵，专捉飞来将。”把蜘蛛拟为诸葛亮，蛛谐诸；“有个娇娘本姓王，扭扭捏捏想情郎，城里相公盼勿到，只粘乡下种田郎。”以王娇娘拟蚂蝗，王谐蝗（江浙方言王、皇同音）。

以此审读梁祝故事中的人物姓名，全面存在蚕原型的遗响。

梁山伯：蚕将做茧时会自动“上山”。“蚕山”由稻麦之类粮杆做成，“粮山”谐音“梁山”。“伯”是“攀爬”含义的方言说法（语音），再谐音成为标志男性的字眼“伯”。

明宋应星《天工开物·乃服第二》绘制有《山箔图》，注文为：“箔，竹篾编成之承蚕用具。凡结茧必如嘉、湖，方尽其法……其法析竹编箔，其下横架料木，约六尺高，地下摆列炭火。方圆去四、五尺即列火一盆……蚕恋火意，即时造茧，不复缘走。”建筑中横架的称梁、直立的称柱。梁山伯之“梁”，也可能从这种“横架料木”的蚕山名称中谐音而来，“山伯”就是“山箔”的谐音。

祝英台：江浙民间各种小飞虫都可统称“蝶”，包括萤火虫这种鞘翅类和蚕蛾这种粉蝶类，今天上年纪的人还这样混称（把萤火虫、蛾与蝴蝶区别开来，那是生物教育普及之后的结果）。这个“蝶”在现在的民俗文化记录里，很多地方都据方音写作“台”。萤火虫俗名多样，有作“火英台”“英火台”“烛台”等。蛾有美丽“蛾眉”，也是一种美的形象，在珍爱蚕的蚕农眼中则尤其美。总之，蚕蛾与萤火虫以及蝴蝶的俗名关系都十分密切，三者都具有美丽、诗意的象征意义，祝英台之名就是从萤、蝶的俗名或其传说故事中迁移而来的。

据清代邵金彪的《祝英台小传》记载，浙江鄞县一带当时就把大彩蝶叫作“祝英台”。他以为这个叫法是源于梁祝故事，但认识到故事原型是蚕之后，我们自然就会推测，也可能这种蝶在蚕故事诞生之初就叫祝英台，是蝶名被借用到了蚕的故事里，而不是相反。

马文才：蚕的头胸部象马。前文引过《搜神记.女化蚕》故事，说明蚕与马在魏晋时就产生了特殊的联系。民间信仰中的蚕神形象多为一女性披马皮或骑马，名称有“马头娘”、“马明王”、“马明菩萨”等。因此，马文才姓“马”是因为蚕都可以“姓马”。“文才”之义则是前面解读中已说过的蚕“满腹经纶”“满腹诗书”“口吐锦绣”的意思。很明显，“马文才”之名的原型含义就是“肚子里酿丝的蚕”。它在“蚕的故事”里只是个配角，不重要，所以名字只须赋予蚕的一般特点。他不是干坏事的反角，所以姓名也并不“坏”。

祝公远：祝英台父亲，祝家的长辈。作为一条老资格的蚕，亦即蛹，它居住在蚕茧里，这个“宫”当然是“圆”的。“宫圆”谐音“公远”。这样的名字，字眼里含有长者、权威人物的意味。

银心：祝英台的侍女。银色是蚕和蚕丝的标志色；心谐音“芯”，内里的意思。初生蚕蚁黑褐色，蜕皮后变银色。对着亮光检验蚕，银芯的蚕是好蚕（如果发黄就是病蚕、劣蚕）。小姐多情美丽，她的侍女也是个好姑娘。

四九：梁山伯的书童。四九谐音“丝久”。蚕肚里的“丝”多才吐得“久”，茧大茧厚“丝”就长，缫丝时就绕得“久”。叫“丝久”的蚕是好蚕，茧是好茧。跟随正面男主角的书童是个好儿郎。

综上所述，经过了近代加工改造、不符生活真实性的内容已被删改的梁祝故事，也仍然布满原型的痕迹。这些痕迹能明白无误地证明：梁祝故事是扣住蚕的生长、习性等特点，以拟人化手法描写的蚕故事。

认识了原型，本文第一部分所述的种种奇异、奇怪也就涣然冰释。故事之所以严重缺乏生活真实性，故事“编法”上之所以不避讳不可信甚至反而要特地表现或“点明”，原因都在它说的是蚕。

蛾眉翩翩

三、“蚕生”故事诞生的必然性和原型的遮蔽

中国蚕桑事业和发展极其古老。据有关文献记载，中国在夏代就已创造了养蚕技术，商代设有典蚕之官“女蚕”，已有隆重的祭蚕仪式（据甲骨卜辞），周代有“亲蚕”制度，天子和诸侯都有“公桑蚕室”。先秦文学中就有许多涉及蚕桑的诗篇。几千年来，桑蚕事业曾经是广大地域的重要产业，养蚕织丝是广大民众的生存依托。

养蚕须悉心照料、殷勤养护，这为先民仔细观察蚕的生长提供了特殊的机会。蚕一生中由卵化虫，再做茧化蛹，再由蛹化蛾的生物变态，四眠四起和破茧出蛾的生长特点，使缺乏生物学知识的先民觉得不可思议，以为它有起死回生的神秘能力。蚕成虫时不交尾，化蛾后却马上寻觅异性交尾并很快产卵、死亡的现象，使他们十分震撼。他们以“人事”类比来想象、揣度其中的原因，自然地就会产生女扮男装、不辨雌雄之类联想。他们认为这是蚕为着性爱、为着生命的而死不瞑目、魂魄重来。先民们本来就因为生计利益而珍爱蚕，这些观察发现和想象，又使珍爱的情感叠加了敬畏乃至膜拜，于是他们就发出了对蚕的礼赞。

梁祝传说和《搜神记·女化蚕》、《蚕花姑娘》[5]、“嫘祖得天授养蚕法”[6]传说，都是这种膜拜和礼赞。不同只在于，后三种都是从蚕的“来历”角度编故事，表达膜拜和礼敬，梁祝传说则是就“蚕的一生”编故事来表达。如果说梁祝原型不是蚕，那么先民们亲眼目睹了“蚕生”现象的种种不可思议，亲身体验了由此带来的震撼和神秘感，却没有创编一个反映蚕生的故事流传下来，这反倒很难令人置信。

根据民间传说形成的一般规律，最初的“蚕生”故事必定是简单粗糙的。且让我们引一个老谜语来作进一步的讨论。该谜语在我国流传广泛，谜面文字大同小异，基本如下：

山伯英台同书房，日同三餐夜同床；

生前不能夫妻配，转世还魂配成双。

在已经熟知梁祝故事的今人看来，这个谜语是套用梁祝故事去隐喻蚕。但我们其实无法判定它产生于梁祝故事之后还是之前[7]。因为，其一，流传广泛的老谜语与“歌谣”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熟悉的事物因为现实生活的种种变迁而陌生化之后，歌咏它的歌谣就会转为后人心目中的谜语。其二，如上节所述，“山伯”“英台”这些人名是根据“蚕山”、萤火虫和蝶一类的名称谐音名。那么，在“有情节的梁祝故事”（现在可见的是晚唐张读《宣室志·英台》，见文末附）产生之前也就可以这样来给蚕取名，也就可以作出这样拟人的咏蚕之歌。如果是这样，谜语就原本不是谜语，而是粗略、原始的梁祝故事雏形。

我们假设“蚕生”故事雏形接近于这个谜语，它包含的仅有拟人化的“同窗读书”、“同食同眠”、“生前不能爱、还魂再成双”这样几个简单的“点”，不到30字。但我们也可体察出，它虽然很简单粗略，却既具有强烈的“蚕生”特征，又具有“人的故事”的强烈的“奇异性”；无论把它看作是还是说人，都具有“感人性”。作为人的故事还具有“悬念”的强大吸引力。

越是奇异、感人、有悬念的越易被传播。这样的故事无疑具有良好的自身传播动力。但这样的故事因为使用了“拟人”，也从一开始就种下了原型遮蔽的“种子”。

现可见所有梁祝传说文献，尽管都包含了“神话式”情节，但整体都是将它当作“人”的故事来记载的，更丝毫没有涉及蚕。但不能据此断言蚕原型至少在晚唐就已完全遮蔽，因为见诸文献的仅仅是少数文人的见闻记载，远不是民间传说的全面反映。从前文例举的那些清末民国的版本都还有如此密集的原型潜藏来判断，在民间，原型应该还是被意识的，即还是把它看作是“蚕生”故事的。

据此推断，它的传播从很早就开始了两个方向的演绎：一个方向是往真人真事去“坐实”和塑造，比如添加了梁祝的乡望、有关时代信息等，并被文人充入不同历史时期的意识形态内涵，使得故事意涵从晚唐的“义”演变成了近代对坚贞爱情的赞美。这也就是我们今天能在文献中见到的情形。另一个方向则仍然是“蚕生”故事，流传于乡野特别是桑蚕发达区，蚕的原型特点也得到细化，如增添了表现蚕三眠的“三载”同窗、表现蚕上山的“楼台诀别”以及马文才、梁的书童、祝的侍女的“蚕化名称”等。

原型的遮蔽主要发生在前一个传播演绎方向上，越来越，直至今天被完全遮蔽。由此看，今人不知道梁祝故事原型是蚕，一方面是因为桑蚕远离大众日常生活，另一方面是因为主流意识形态和文化的强势，对民俗文化造成的覆盖。

四、认识蚕原型的意义

今天的梁祝故事已是缠绵悱恻、哀怨动人的爱情故事。祝英台“生不能同床死同穴”的坚贞追求，梁祝双双为之舍命的至纯之爱，使之成了一曲爱情绝唱。认识其蚕原型又有何意义？

中国曾以丝绸闻名世界，蚕桑文化在中华历史文明中的重要地位无须赘述。但在桑蚕相关历史文献中，像梁祝这样完整描写蚕的一生，寄托了对于春蚕怜爱、礼敬的无限深情的故事，还没有第二个。像梁祝这样被赋予如此浓郁文学色彩、浪漫情怀和炽热情感的蚕之歌，也没有第二首。它是献给春蚕的诗篇，是对春蚕的竭诚礼赞，是蚕桑文化皇冠上的一颗璀璨明珠。揭示蚕原型丝毫不影响梁祝故事的美丽动人，却是为桑蚕文化增光添彩。

蚕原型启发我们从梁祝传说的历史深处去认识它丰富的意涵。比如，它原本惊诧和赞叹的是“性爱奇迹”而非现代的“爱情”。二者的区别在于前者还有更广大的内涵，那就是对生命生生不息品质以及对自然天道的膜拜和礼赞。而这又正是传统文明中“天人合一”宇宙观的一种反映。随着历史时光消逝，渐次远离蚕桑事业的人们，忘怀了蚕的同时也忘怀了与大自然和睦相处的至关重要。在重新向传统文明寻觅治世良方的今天，吹开历史尘霾，捕捉浪漫爱情故事背后蚕的洁白身影和它的美丽丝光，令人怡神省志。

在民俗文化研究方面，认识了梁祝故事的蚕原型，就打破了“人事”的思考桎梏，获得了与蚕文化研究相结合的研究新途径。在原有梁祝研究的一些问题上，蚕原型也能为我们提供更开阔的思路。比如，在“化蝶说”来源问题上，蚕原型提醒我们，它有可能是演绎对原型的依傍，是最初的原本的说法。虽然它见诸史籍的最早记载晚在清代[8]，但民间故事见诸史籍的万不及一，这并不能证明什么。甚至可以质疑：韩凭妻故事是到唐宋之间才由化鸳鸯转为化蝶的，有没有可能是梁祝化蝶对它的影响，而不是许多学者所认为的相反？……

复兴中华文化的新时代之歌已开始谱写，愿我们在为爱情绝唱而唏嘘感喟的同时，也不要忘记蚕，记起它的恩德，记起上天曾通过它昭示给我们的一切神奇、哲理和奥秘。

附：晚唐张读《宣室志·英台》：

“英台，上虞祝氏女，伪为男装游学，与会稽梁山伯者同肄业。山伯，字处仁。祝先归。二年，山伯访之，方知其为女子，怅然如有所失。告其父母求聘，而祝已字马氏子矣。山伯后为鄞令，病死，葬鄮城西。祝适马氏，舟过墓所，风涛不能进。问知有山伯墓，祝登号恸，地忽自裂陷，祝氏遂并埋焉。晋丞相谢安奏表其墓曰「义妇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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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这里所说的“生活真实”，是从考察原型出发的审视，不能与梁祝故事作为文艺性作品的分析批评混为一谈。作为艺术作品，艺术性至关重要；“艺术真实”是一种感觉上的真实，不等同于生活真实。

[2]本文例述以越剧《梁祝》为主要依据。因为它虽然是“现代版本”，但改编时只在有关思想内容的方面做了较多增删，其他方面仍然尊重传说的本来面目，且因为编剧时间迟，传说的细节也汇聚得比较多。这正合乎本文论题讨论需要。分析中凡据该版本的不作说明，涉及其他版本内容的均在行文中言明。

[3]引山东济宁出土明代《重修梁山伯祝英台墓碑记》，其中载，梁祝“昼则同窗，夜则同寝，三年衣不解”。

[4]现代田野调查发现有一农村秧歌小戏，表现梁祝同睡一床时，忠厚老实的梁山伯倒头便睡。祝英台唱道：“教你攥你不攥，教你摸你不摸，一脚踹到你胳肢窝……”。

[5]《蚕花姑娘》故事概要：小女孩为鸟语指引进入深山，于山洞中向白衣女子学得养“天虫”，私拿虫卵归家，即为养蚕之来历。

[6]此传说概要：之妻嫘祖得天神养蚕之法并赐蚕种，嫘祖以此教民养蚕，是为养蚕来历。

[7]从七言的语言形式可推定它不会早于隋，但今天可见具有故事情节的最早的梁祝故事也只在晚唐。

[8]见道光年间邵金彪所记《祝英台小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