外国贼是怎样偷走了中国壁画？

壁画是在洞窟一层特殊材料上绘制的。此材料是用黏土混合上富含植物纤维的驼粪、碎麦秆而成，将其和成稀泥，再将其光滑地抹于洞壁之上，最后在上面涂一层薄薄的白垩土。所以转移这些壁画，首先要有一把锋利的刀子把壁画所在的墙面切成弧形。这要切和非常小心，刚好切透洞壁上原来涂过的稀泥层，壁画切的大小要依所要包装它的箱子而定。如果用马车拉，箱子可以很大，如要用骆驼运就要小一些，马运的箱子最小……再下来，就要用鹤嘴锄在壁画的边上凿一个洞，给狐尾锯留开一个空间。正如我前面所讲到的，为狐尾锯预留的空间常常是锺子和凿子在石壁上凿出的，幸运的是这些石壁一般都不会太硬。

阿尔伯特·冯·勒柯克(年—年)，德国探险家。这段文字是他写的，也是他对如何盗走中国壁画的总结。在这里面有两个对于今人来说有些陌生的名词：鹤嘴锄与狐尾锯。鹤嘴锄，亦作鹤嘴镐，一头儿像鹤嘴的锄头。北方人将它将“十字镐”，过去农村常用这东西。狐尾锯是一种半圆形的锯片。两端切线方向安装把手，可做圆弧轨迹的切割。

都说艺术是有生命的，把这两样东西用于中国壁画，是可以想象出的野蛮，血淋淋地就像屠杀一样。

壁画一般是一个整体，但在勒柯克那里，却因箱子而定，就像把一个活人大卸八块。同时，因为绘制壁画时的涂抹，洞窟墙面有“新层”和“老层”之分，最底层的白垩土“新层”和“老层”中间扮演的角色是为了更好地透气，但却让分层更加明显。阿尔伯特·冯·勒柯克因为掌握了这种规律或者技巧，进而成为偷盗中国壁画的“发明者”，盗走了很多壁画。

事情的起因是这样的：上世纪初，斯文·赫定在中国的探险引起了欧洲人的极大兴趣，纷纷组织考察队来中国，名为考察，但大多数是为了偷盗。德国人就连续组织了这样的两次考察，第二次考察队的领队就是勒柯克。

勒柯克因为出生于大富之家，这使得他有着足够的金钱和时间投入到中亚地区的探险活动。年，他作为柏林民族人类学博物馆馆长格伦威德尔的助手参与组织了前往中国新疆吐鲁番的探险活动，因为此次探险大获成功，他便受德国皇帝威廉二世之命再度出发。因为格伦威德尔恰好患病，勒柯克成为探险队的队长，年再次来到了中国，并来到了中国最美的宗教石窟之一——克孜尔石窟。

克孜尔石窟又称克孜尔千佛洞或赫色尔石窟，中国佛教石窟，位于新疆拜城县克孜尔镇东南7千米明屋塔格山的悬崖上，南面是木扎特河河谷。这里的壁画不仅包括飞天、伎乐天、佛塔、菩萨、罗汉、天龙八部、佛本生故事、佛传故事、经变图画，而且还有大量的民间习俗画：古时的生产和生活场面、西域山水、供养人、飞禽走兽等等。勒柯克到来的时候，由于地震等原因克孜尔石窟一些洞窟的门洞都塌陷了，但洞口没有被封住，洞内的一些设施都暴露在外。勒柯克在这里也经历了一场地震，险些被岩石砸死。他说：

我向着山谷河流的方向望去，只见河水剧烈地荡来荡去，拍打着堤岸。在山谷顺着河流的远方突然升起了巨大的尘土，像云，更像巨大的柱子，一直长到无际的天空。同时大地开始震动，在悬崖的周围发出雷鸣般的巨响。这时我才意识到地震了。

从当年探险队的一些记述来看，克孜尔千佛洞的绿洲当年气候宜人，甚至能听到布谷鸟的叫声。没被石头砸死的勒柯克就是在这里开始了他的“切割工程”，带走了不少的壁画和佛像。美国学者芮乐伟·韩森在他的《丝绸之路新史》一书中说：“就算今天再不细心的游人也能注意到克孜尔石窟的窟壁上有很多壁画被挖走了。世界上所有重要的东亚艺术收藏机构都有来自克孜尔石窟的壁画，画上所用的青金石蓝和孔雀石绿还鲜艳如新。绝大多数都是年‘一战’爆发前被挖走的，其中柏林的藏品非常丰富。”

勒柯克以其对于新疆壁画的切割而闻名，他不顾格伦威德尔的一再反对，第一个采用狐尾锯对吐鲁番柏孜克里克千佛洞内的佛教和摩尼教壁画进行了大规模切割，其后斯坦因和橘瑞超也采用类似的工具对该地区的壁画进行了切割。虽然，他们的行为遭到了格伦威德尔等人的批评，但今天，人们可以想象一下当年盗贼们采用的那些工具以及远行的驼马，也许只有八个字：赤裸裸的、血淋淋的。

大英博物馆敦煌专区，却有敦煌壁画真迹余件，件件让人叹为观止。这些壁画大多是斯坦因连墙壁一起切割去的。而作为斯坦因本人竟然在《西域考古图记》中地说：“他将全部的心智都投入到这个已经倾颓的庙宇的修复工程中，力图使它恢复他心目中这个大殿的辉煌……他将全部募捐所得全都用在了修缮庙宇之上，个人从未花费过这里面的一分一银。”

敦煌壁画包括敦煌莫高窟、西千佛洞、安西榆林窟共有石窟个，有历代壁画五万多平方米，是我国也是世界壁画最多的石窟群，内容非常丰富。敦煌壁画是敦煌艺术的主要组成部分，规模巨大，技艺精湛。敦煌壁画的内容丰富多彩，它和别的宗教艺术一样，是描写神的形象、神的活动、神与神的关系、神与人的关系以寄托人们善良的愿望，安抚人们心灵的艺术。因此，壁画的风格，具有与世俗绘画不同的特征。但是，任何艺术都源于现实生活，任何艺术都有它的民族传统；因而它们的形式多出于共同的艺术语言和表现技巧，具有共同的民族风格。

斯坦因曾经两次到过敦煌，时间是年3月和5月。3月，斯坦因在敦煌县城停留了一段时间，听说了莫高窟藏经洞里偶然发现了大批古文写卷的消息，又进一步打听到“这批无价之宝据称当时已由官府下令封存，由一个道士负责看管”。他的欲望就这样被打开了，为此，他和身边的中国师爷一起做了周密审慎的计划，“准备用最为妥善的办法去获取这些写卷”。他决定自己先不出面，让师爷先去莫高窟一探虚实。

师爷很快回来了，告诉斯坦因一个很不好的消息——负责看管的道士，也就是王道士，外出化缘去了，两个月后才能回来。不过，师爷也为斯坦因带来了一个很好的消息——他从莫高窟一个年轻和尚那里得到了一个从王道士手里来的“卷子”。斯坦因认真打量，他知道，中国书籍装帧成册多是宋代以后的事，所以，“卷子”应该比宋代更悠远。他说：“这是一个保存很好的卷本，直径约10英寸，展开来的长度足有15厘米。卷纸呈淡黄色，看上去很新，也很坚韧……可以断定它的时代应当是很久远的。”但他还是很冷静，并决定在获取了莫高窟道士们他的“好感”后，再进行下一步的行动。于是，他离开了。

两个多月后的5月21日，斯坦因重返敦煌，开始接触莫高窟的道士们，他说，“整个遗址别无他人，一片荒凉，仿佛是一个被人们忘却了的地方”，负责看管的王道士身边也没有什么人，只有两个助手和一个身份卑贱又不懂汉文的喇嘛。进一步接触是必须的，斯坦因决定和王道士见面，他说，王道士“是一个不好对付的人，看上去有些古怪，见到生人非常害羞和紧张，但脸上却不时流露出一丝狡猾机警的神情，令人难以捉摸。”这也使得他的偷盗工作一时急不起来。在与师爷商量后，他决定向莫高窟捐钱的方式，获取王道士的信任。

这一招基本上是灵验的，王道士平时就是通过这方面的捐助维持莫高窟的开支的，而且，在前不久，还修缮了一些洞窟和佛像。斯坦因因此提出参观，实际是想看看发现经卷的洞窟，王道士答应了，但在参观时，斯坦因发现发现经卷的洞窟已被用砖头封上了，这让他心里多少有些紧张。而当王道士将斯坦因带到一幅壁画前，发现王道士很迷信的斯坦因一下子来了灵感。

那是一幅什么样的壁画呢？斯坦因说：“画面上，玄奘站在一处急流前，旁边是他的忠实的坐骑，满载着经卷。一只巨大的乌龟正向他游过来，准备驮他度过这一劫。这里所描绘的正是这位朝圣者满载着20捆佛经准备从印度返回中国时的情形。摆在他前面的困难将是需要跨越千山万水。这些都在他的游记中作过描绘。”斯坦因要王道士给自己详细讲讲壁画的内容，王道士因对中国古代文化知之甚少，讲不出来多少，斯坦因就反过来给王道士讲。没想到王道士很喜欢听玄奘的故事，斯坦因就说自己是玄奘的弟子、传人，玄奘转世，从印度来，来这里是为了把玄奘当年留下的经书取回印度去。王道士将信将疑，在这个过程中，斯坦因发现王道士是一个非常迷信的人。

当天晚上，斯坦因和师爷来到了王道士的住处，来为王道士讲玄奘的故事。斯坦因说：

于是，在周围满是佛教神像的氛围里，我开始向王道士谈起我对玄奘的崇拜：我是如何沿着玄奘的足迹穿越人迹罕至的山岭和沙漠，又是如何去追寻玄奘曾经到达和描述过的圣迹，等等。尽管我的汉语很差，但这是一个我所熟悉的演讲题材，而且一旁往往还有蒋师爷适时的补充，所以我总是能把我所知的有关玄奘的可靠记载和他漫长旅途的风土人情描述得细致入微。尽管王道士的眼光中还有一丝不自在，但我已从他发亮的眼神中捕捉到我所想要的东西，最终他露出了一种近乎入迷的表情。

王道士的防备之门就这样被斯坦因打开了，为了证实斯坦因是不是玄奘“派”来的、要取经回印度的人，王道士当晚打开了从藏经洞先前拿出的一些“卷子”，看到那上面有玄奘签名，开始对斯坦因身份坚信不疑。第二天，一大早，师爷就前来告诉斯坦因，王道士发现玄奘翻译的经卷后，称斯坦因来“取经”是神的旨意，并向斯坦因毫无保留地敞开了藏经洞……斯坦因用了37个夜晚，以4锭马蹄银为代价运走了1万多卷经书写本，多幅绘画，多捆手稿。

斯坦因将这些文物和他“切割”去的敦煌壁画一起装进箱子里，装上五辆三驾马车，像是玄奘当年取经成功了一样地和王道士告别。但让他还没有想到的是，4个月以后他在安西又收到了用四峰骆驼驮来的多捆汉文和藏文的经卷，这全是在师爷的帮助下王道士送给他的，是想让前来“取经”的他收获更丰富一些，取得全面和完美一些。据说，为了把这批文物运走，他在路上累死了好几匹骆驼。

本文图片来自网络，感谢原作者！